本文应该是一篇对《洛丽塔》的捏他文章,但愿如此…

二十七

我发现我的信箱分箱安在门道里,和那些G栋的特别执行犯的信箱在一起,旁人从玻璃投信口中可以瞅见里面有没有邮件。

先前已经有好几次,五颜六色的光透过玻璃,照在信箱里一个陌生的笔迹上,竟把这种笔迹幻化得颇像世莉架的笔迹,这使我靠着附近的一只瓮几乎倒下、几乎以为那就是我的骨灰瓮。每逢遇到这种时候——每逢她那可爱的、环形的、稚气十足的潦草笔迹又可怕地变成跟我通信的少数几个人中某一个人呆板的笔迹时——我总带着十分苦涩的乐趣回想起在揭发世莉架以前我那毫无猜疑之心的过去的岁月,那时,我总被对面一扇珠光闪闪的窗户引入歧途,我的鬼鬼祟祟的目光,我那可耻的恶习的永远警觉的潜望镜,总会远远看到窗户里一个身着制服一手上拿着那巨大的粉色辉光玩意儿的制服少女用另一只手梳理她那头“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的短发时的静止的动作。正因为这个幻象可望而不可及,又不可能凭借突破一个附带的禁忌而去对它加以破坏,所以在这火热的幻影中有一种无上的完美,它使我心头微存的喜悦之情也变得缈无踪迹。

确实,曾经那位非实在的少女所以对我具有魅力,也许并不怎么在于她们纯洁、幼小、不得接近的小仙女似的美貌有多清明澄澈,而在于那种情况的安全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无限的完美填补了极少的赐予和极多的许诺之间的空白——那许多永远也得不到的灰色玫瑰。我高高地对着斑驳的斜阳和正在兴起的苍然暮色,咬紧牙齿,把我在狱中纠缠不清的欲望中的所有恶魔都聚集到一座颤动的瞭望台的栏杆上: 瞭望台随时会在杏黄、乌黑的潮湿的夜晚飞走,它真的飞走了——于是那个发亮的形象移动起来,夏娃又重新成为一根肋骨,窗户里的一切就会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个部分身体还裸露着的胖男人——兴许是那个佐久间恒在看报纸。

在我的幻想和自然的现实所展开的竞赛中有时我会取胜,因此这种骗局还是可以忍受的。遇到机缘参与这种冲突,并且剥夺了本来我会得到的微笑时,不堪忍受的痛苦就开始了。

在萤火虫监狱里的一次探监会上,跟我交谈的一个女人这么说。那个川原雅司刚刚结婚,住在很远的地方;而我却甚至记不得十二三年以前,自己在那个紧挨着网球场的新闻部里是否曾注意过他。

现在,同样,未来闪亮的启示、现实的承诺,一个不但引诱人去照着做而且应当高尚地予以遵守的承诺——所有这一切,机缘都拒绝给我——机缘跟那个脸色苍白、招人喜爱的Game Maker向普通人的转变都起了作用。

我的幻想既是普鲁斯特式的,又是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 ;二零一五年九月下旬的那天上午,在我下楼去摸索信件的时候,跟我关系很不好的那个矮小机灵、脾气暴躁的看门人开始抱怨说有个新近送结衣回家来的男人在门前的台阶上“呕吐了很多东西”。我听着他的话,听他对这桩事改头换面、比较斯文的复述,我的印象是那个该死的邮差送来的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后来世莉架的代理继母(那个肥胖的后之后变得疯疯癫癫的小女人)写来的。

我在侯审期间(不是被从精神病院移交的那次)曾到横滨去看过她一次,不管收押我的地址怎么变动,她一直给我来信,说她女儿跟我多么般配,如果我们结婚,会有多好,事实上,世莉架也时常来信,而这一直持续到6年前保释期间的那个圣诞节晚上。

另一封信我在电梯上拆了开来,匆匆看了一遍,原来是久野里澪写来的。

我常常注意到,我们都喜欢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读者心中所获得的那种固定的模式赋予我们的朋友。不论我们把《乱》重新翻开多少次,我们都决不会发现那个好心的国王跟他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叭儿狗快活地重新相聚,在欢乐的宴会上丁丁当当地碰着杯子,饮酒作乐,把所有的不幸都置诸脑后。艾丽也决不会恢复体力,因为福楼拜的父亲及时的泪水里那同情的盐分而起死回生。任何一个受到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论他在书中有了什么发展变化,他的命运在我们混沌的头脑中已经定型。而且同样,我们也期望我们的朋友遵循我们为他们所定下的这个或那个合乎逻辑的、传统的模式。因此X就再也写不出那首不朽的乐曲,因为那与他让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种二流交响乐曲相互抵触。Y也决不会犯杀人罪。Z在任何情况下也决不会出卖我们。

我们把这一切都在脑子里安排好了,我们平时见到某个人的机会越少,每次听到说起他的时候检验一下他是多么依头顺脑地与我们对他所抱的看法相符,我们就越是感到满意。任何一点对于我们所规定的命运的偏离都会叫我们觉得不仅反常,而且不道德。我们的邻居,那个退休的热狗摊摊主,要是哪天结果发现他刚刚发表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集,那我们就会宁愿自己根本不认识他。

我说这一大堆话,无非是为了说明久野里澪那封歇斯底里的信叫我感到有多困惑。我知道她的丈夫去世了,不过我当然以为在她虔诚的寡居期间,她仍然会是以前那个呆板、稳重、可靠的人。现在她在信中写道,到美国去作了短暂的访问后,她又回到了日本,并且决定把她在拉姆斯代尔管理的不论何种事务全部移交给该市区里大学研究所的牧濑红莉栖;红莉栖是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位科学家。久野里澪似乎对于摆脱了尾上家的那些“纠葛”感到特别宽慰。她又娶了一个西班牙男子。她戒了烟,体重增加了三十磅。她的丈夫十分年轻,是一个滑雪冠军。他们不久就要到印度去度蜜月。用她的话说,她正在“建立一个家庭”,因此往后她不会有时间来照管我的那些被她说成“十分奇怪、十分恼人”的事务。爱管闲事的人——看来他们有一大伙儿——告诉她尾上世莉架下落不明,而我却和一个声名狼藉的离了婚的女人呆在萤火虫监狱。她的岳父是一个地方官,非常富有。好几年来一直租用尾上家房子的那家人现在想把它买下来。她建议我最好赶快找到世莉架。她摔断了一条腿。她在信里还附了一张照片,在智利的雪地里,她和一个穿着黑色羊毛衫、皮肤浅黑的男子相视而笑。 我记得自己一边开门走进公寓房间一边说道: 好啊,至少现在我们要去查找他们了——这时另一封信开始用干巴巴的语调小声对我诉说:

亲爱的拓留:
一切都好吗?我已结婚,就要生孩子了。我猜他会是个大个儿。我猜他正好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出世。这封信真难写。我都快发疯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还债,随后离开这儿。卓也在北海道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正好是机械方面他那个专业的。我对这桩事就知道这么多,但这确实好极了。原谅我不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你,但你可能还在生我的气,决不可以让卓也知道。这个市镇还不错。由于烟雾腾腾,你看不到那些低能儿。请给我们寄一张支票来吧,如果他们尚且释放了你。有三四万円,或再少一些,我们就能对付过去,随便多少都表示欢迎,你可以把我的以前的那些东西卖掉,因为我们一旦到了那儿,金钱就会滚滚而来。请给我写信。我经历了许多困苦和忧伤。

等待你回音

世莉架(今间世莉架 女士)

二十八

我又上路了,当然我并未忘记正身处血迹斑斑的监控中心:Real Boot的人们、带着Di-sword早早逃走了,沿途剩下的净是些绽线的尸体。掰开守卫的五官腔,从他头上滑落的眼镜我顺带着给带上了,可能需要稍加清洗。

我先是抱着那个女人从塌陷的海底隧道潜下去,又是在升降甲板区找到了那辆蓝色的旧轿车,上岸的时候我只不过是觉得比十一年前更加衰老、喘着粗气、更加接近于放歌的天使,她被我放在后座上——估计自打十多年前我入狱那时起南泽乃乃就喜欢上了这样昏睡不醒的状态。我们一直沿着那损坏的隧道向着西边驶去,大概是西边,过不了多久,我们估摸着就要进入东京湾。

在我看着那封信一边与它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巨大的痛苦搏斗的时候,南泽乃乃依然熟睡未醒。难以置信,她在睡梦中笑眯眯的,我瞥了她一眼,亲吻了一下她皱巴巴、湿润的额头,就永远离开了她,留了一张亲切道别的字条,用胶布粘在她的肚脐上面——不然,她可能会看不到。

我说了“独自一人”吗?并不完全是。我有我那黑漆漆的小伙伴陪着我。刚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就排演起理今间卓也暴死的场面。我从汽车后部找出一件十分破旧、十分肮脏的灰色毛线衫,把它挂在一片静悄悄的林间空地旁的一根树枝上;我是从当时已经相去很远的公路转入一条林间小路,才开到这儿的。这项判决的执行,在我看来,似乎由于开枪时扳机有些滞涩而稍微受到了点儿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给这个神秘的玩意儿上点儿油,但最后认定我没有多余的时间。那件受到处决的旧毛线衫又回到了汽车上,现在它身上又多了几个窟窿。我给我那热乎乎的伙伴重新装好子弹后,继续上路。

那封信上的日期是二零一五年年九月十八日(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她给我的地址是“青森弘前区(不是北海道,不是横滨,不是东京——反正也不是涩谷——我把一切都遮掩起来了)。

经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那地方成了一个工业小镇,离青森市区大约八十英里。最初,我打算日以继夜地开去,但后来改变了主意,黎明时分,在离小镇还有几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休息了两三个小时。

我早已断定,今间卓也那个恶魔一定是个研究员,也许在涩谷曾经让我的世莉架搭过车,就是六年前保释的时候在那家旅馆附近,从而认识了她——就是她去葵家的路上自行车轮胎爆了的那天——从那以后,我就遇上了某种麻烦,估摸着他串通了旅馆老板制造了那起爆炸案。那件受到处决的毛线衫的“死尸”躺在汽车后座上,不管我怎样改变它的外形,却总是显出今间卓也的各种不同的轮廓——他身上的粗俗和叫人讨厌的和蔼样儿,于是为了抵消这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我决定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英俊潇洒,同时在闹钟清晨六点规定报时之前先把钟上的小旋钮按了下去。接着,我带着一位绅士要去决斗时所有的那种严格的具有浪漫色彩的精细态度检查了我整理好的文件,洗了澡,在我虚弱的身体上喷了点儿香水,刮了脸和胸部,挑了一件绸衬衫和一条干净的内裤,又穿上透明的灰褐色。短袜,并庆幸自己还在衣箱里带了一些十分精美的衣服——比如,一件带着真珠质纽扣的背心、一条浅色的开司米领带,等等。 哎呀,我无法承受吃下去的早饭,但我把身体上的这种需求看作一种无关紧要的来得不巧的意外打发掉;我从衣袖里抽出一条薄纱手帕擦了擦嘴,接着用一块蓝色冰块护着心脏,嘴里含了一片药,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藏着坚实的凶器,动作利索地走进科尔蒙特的一个电话亭(电话亭的小门嘎——嘎——嘎地响着),打电话给我从那本破破烂烂的电话簿上查到的唯一姓今间的那个人——司,家具商。

嗓音嘶哑的司告诉我他确实认识一个叫卓也的,是他的一个堂兄的儿子,他的住址是,让我想想,杀手街十号(我要找个假名儿也不会相差太远)。那扇小门又嘎——嘎——嘎地响起来。

杀手街十号是一幢分租房屋。我在那儿访问了好几个神色沮丧的老人和两个留着略带金黄的红色长发、邋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非实在少女(相当不实际地,只是为了好玩,我身上的那种古老的兽性又在到处寻找奇装异服的女孩子,等到杀了人后,什么都无关紧要,什么都可以放手去干了,我也许可以把她们搂在怀里,紧紧抱一会儿)。

不错,今间卓也 在这儿住过,但结婚后就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住址。“那家商店里的人也许知道,”有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从一个敞开的检修孔里往外说道,我正好站在那个检修孔近旁,身边是两个细胳膊、光脚的小姑娘以及她们的头脑迟钝的祖母。我进错了一家商店,根本还没开口询问,一个小心谨慎的老黑人就摇起头来。我穿过马路来到一家凄凉黯淡的杂货店里,在那儿,经我请求,一位顾客帮我询问后,有个女人的声音从好像跟那个检修孔对应的地板下的一个木坑里喊道: 猎人路,末尾那幢房子。

猎人路在好几英里以外一个更为萧瑟凄凉的地区,到处都是垃圾堆和臭水沟,满是蛀虫的菜园和简陋的小木屋,还有灰蒙蒙的细雨,血红色的泥浆,远处几个冒烟的烟囱。我在马路末尾那幢“房子”——一幢用护墙板搭起来的小木屋前面停下来;离这条路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两三幢类似的小木屋,四周是一片充满干枯的野草的荒地。屋子后面传来一阵丁丁当当的锤打声。

有好几分钟,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旧汽车上,它既破旧又不坚实,现在到了我的旅程的终点,到了我那阴暗的目的地,终点,我的朋友们,终点,我的恶魔们。时间大概是两点左右。我的脉搏前一分钟还是每分钟四十下,下一分钟就变成了每分钟一百下。蒙蒙细雨滴滴答答地打在车盖上。我已把手枪移到裤子右边的口袋里。从房子后面跑出一条难以形容的杂种狗,惊讶地站住了,随后便和善地冲着我汪汪直叫,它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长满粗毛的肚皮上沾满了泥,它四处走了几步,又汪汪地叫起来。

二十九

我下了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这个声响在那个空虚的、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显得多么平淡而干脆!汪,那条狗漫不经心地叫一声。我按了门铃,铃声在我周身震响。这些重复的毫无意义的词语是从多深的地方传来?汪,狗又叫了一声。

一阵忙乱,一阵拖着脚步行走的声响,接着门咿呀一声开了。 高了两三英寸。一副粉红色框架的眼镜。新做的高高堆在头顶上的发式,显得变了样的耳朵。

多么简单!这一刻,六年来我一直想象着的死亡竟变得那么简单,就像一块干枯的木柴。她显然怀着身孕,肚子很大。她的脑袋显得小了一点(实际只过去了两秒钟,但生命可以承受多少这样呆板僵立的持续时间就让我再给予多少吧),她那有着浅色雀斑的脸蛋儿瘪了下去,裸露的小腿和双臂失去了原来的棕褐色,因此那些细小的汗毛露了出来。她穿了一件褐色的无袖棉布连衣裙,脚上是一双十分邋遢的毡拖鞋。 “哎——咿——哟!”停了片刻,她带着惊讶而欢迎的语调这么喊道。

“你丈夫在家吗?”

我手插在口袋里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我当然不能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把她杀了。你知道我爱她。那是一见钟情的爱,是始终不渝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

“进来吧,”

她用毫无热情、悄悄欢快的声音说。今间 世莉架紧靠着那扇用容易碎裂的干木板做的门,尽量缩紧身子(甚至还稍微踮起了脚),好让我走过去。她低头望着门槛,面带笑容,双颊下陷,在木头门板上展开两条像搀了水的牛奶似的白色的胳膊,有一刹那就像给钉在十字架上。我走进屋子,没有碰到她那隆起的婴儿。世莉架的气味儿,添了一点淡淡的油煎味儿。我的牙齿就像一个白痴的牙齿似的得得打战。

“不,你留在外边。”(对那条狗说)她关上门,跟着我和她的大肚子走进那个极小的住所的客厅。

“卓也就在下边那儿,”她说,用一个无形的网球球拍指着,把我的目光从我们站在里面的这个单调乏味的客厅兼卧室引向厨房,穿过后门,一直引到后门外面一片相当质朴的场景上去: 有个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黑头发的陌生年轻人,穿着工装裤,正背对着我,站在一把梯子上,把什么东西钉在他邻居家的小木屋旁边或就钉在他邻居家的屋墙上;那个邻居身子比较肥胖,只有一条胳膊,就站在下面抬头望着。

她从远处带着歉意解释了一下这种情形(“男人总归是男人”);她要把他叫进来吗? 不用。

她站在那个斜屋顶的房间中央,嘴里发出一些询问的“唔——唔”声,用手腕和手打着我熟悉的爪哇人的手势,在一阵短暂而幽默的客套中,请我在摇椅和长沙发(长沙发晚上十点以后就是他们的床)之间选择一样坐下。

我说对她的手势“熟悉”,是因为有一天,在碧阳学园,她也曾用同一种手腕的舞姿欢迎我参加她的宴会。我们两个人在那张长沙发上坐下。说来奇怪,虽然她的姿色实际上已经消逝,但我却清楚地发觉,实在晚得无可救药地清楚地发觉,她显得有多么像——一直就多么像——波堤切利笔下那个黄褐色的维纳斯——同样线条柔和的鼻子,同样隐约朦胧的姿色。我的手在口袋里轻轻地松开,又重新握了握枪尖;我那还没用过的武器裹在一条手帕里面。

“他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家伙,”我说。

她眼睛里洋溢着的那种欢迎的神色消失了。她眉头紧皱,就像在从前痛苦的日子里那样:

“不是谁?”
“他在哪儿?快告诉我!”
“听着,”她说,把头歪向一侧,摇了摇,
“听着,那件事你就不要再提了。”
“我当然要提,”我说。有一刹那——说也奇怪,整个会面中仅有这一刹那是顺利的、可以忍受的——我们都愤怒地望着对方,仿佛她仍然为我所有。 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立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卓也对那件乱糟糟的事儿一无所知。他以为我是她的父亲。他以为她从一个上等阶层的家庭里逃出来只是为了到一家小饭馆里去洗盘子。他对什么都信以为真。我为什么还要抖搂出那些混沌的丑事,把情况弄得比实际更不好受呢? 可是,我说她必须通情达理,她必须做个通情达理的姑娘(把她那个像个大鼓似的光肚子藏在那件薄薄的褐色连衣裙的下面),她必须明白如果她希望得到我这次来所给予的帮助,那么我至少得对情况有个清楚的了解。

“嗨,告诉我他的名字!” 她以为我早就猜到了。

那是一个(她脸上露出一丝调皮的、忧伤的笑容)那么一个引起轰动的名字。我应当知道的。

告诉我他的名字,我秋天里的美人儿。

她说那实在无关紧要了。她建议我别再提了。我想不想抽支烟?

不,告诉我他的名字——

她十分坚决地摇了摇头。她觉得如今再去兴师问罪也太晚了,而且我再也不会相信那叫人难以相信的难以相信的情况—— 我说我还是走的好,问候了她,见到她很高兴。 她说这实在没什么用处,她决不会说的,不过另一方面,毕竟——

“你真的想要知道他是谁吗?好吧,就是——” 她耸起两根细细的眉毛,噘起焦干的嘴唇,柔和地、机密地、带着几分儿嘲弄、多少有点难以取悦但仍不无温情地用一种低低的吹口哨的声音说出了机敏的读者早就猜到的那个名字。

和久井修一

为什么我的脑海中蓦地掠过沙漏湖上那一瞬间的情景?我,同样早就知道了这桩事,却始终没意识到。既不震惊,也不诧异。悄悄发生了交融汇合,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成为贯穿在整个这本回忆录中的枝条图案,我编织这幅图案的目的就是让成熟的果子在适当的时候坠落下来;是的,就是怀着这种特定的、有悖常情的目的: 即使你获得——她仍在说着,而我却坐在那儿,消融在美好无比的宁静之中——通过合乎逻辑的认识所带来的满足(对我最有敌意的读者如今也应该体会到这一点)使你获得那种美好无比的绝对的宁静。

正如我所说的,她一直在说着。现在她的话儿滔滔不绝。他是她为之疯魔的唯一的男人。那卓也呢?噢,卓也是个温顺的人,他们在一起十分幸福,不过她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而我嘛,当然了,到从来就算不上什么? 她仔细端详着我,似乎一下子理解了这个难以置信——而且不知怎么令人厌烦、困惑而又毫无益处的——事实,就是穿着丝绒上衣坐在她身旁的这个冷淡、文雅、身材瘦长、样貌四十岁的体弱多病的人,对她那青春发育期的身体上的每个毛孔和小囊都了如指掌,十分爱慕。她那失去光彩的灰色眼睛上奇特地戴着一副眼镜;我们那段可怜的恋情有一刹那映现在她的眼中,受到反思,随后就被抛开了,好像那是一个索然寡味的聚会,一次只有最乏味无聊的讨厌的人参加的阴雨天的野餐,一种单调的操练,一块与她童年有关的干泥巴。 我只设法挪动了一下我的一条腿,避开她的手漫不经心地能拍到的地方——这是她的一种习惯动作。

她要我别再犯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和久井赋予她辅助能力拯救我的交易早已破裂,就连他本人也失去了真GLM资格,面对三百人委员会根本毫无对策,更别提援助她救我的那桩交易。

她觉得我是个好的父亲——姑且承认我是那样。说下去,世莉架。噢,我知不知道他认识她的继母?他实际上是一个老朋友?在我被逮捕之后他曾经上青叶诊所看望我的“父亲”?——噢,好几年前了——而且还在新学校的讲座里发过言,曾经当着大家的面,拉着她世莉架的光胳膊,把她拖过去,抱到膝头,亲吻她的脸庞,当时她才刚成年,对他大为生气?我知不知道两年以后在他住下写剧本的那家客店里,他策划了爆炸绑架案?他写的剧本就是之前西条拓己排练的那出戏。我知不知道——她相当可恶地岔开话题,要我相信和久井失去了能力成了是个老头子——而且,噢,民放在Noah Ⅲ由政府接收的时候曾刊登出他的照片,那是一次多么侥辛的脱险!监狱里NHK放送的报道中却没有他的部分。是啊,非常有趣。

不错,她说,她很抱歉,前前后后骗了我这么多次,可生活就是这样。

说到这儿,厨房里传来活跃、温暖的声音,卓也和他们的邻居脚步沉重地走到那儿去找啤酒。他们在房门外看到了客人,卓也就走进客厅。

“卓也,这是我父亲!”世莉架介绍着,声音响亮有力,让我感到全然陌生、新奇、欢乐、陈腐而悲伤,因为那个年轻人是个参加过一场遥远的战争的退伍军人,耳朵有点儿聋。 冷漠的蓝眼睛,乌黑的头发,红润的面颊,没刮胡子的下巴。我们握了握手。考虑周到的比尔显然为自己用一只手创造奇迹而感到得意,这时把他开好的罐头啤酒都拿了进来。他想要退出去。这是单纯朴实的人所有的十分得体的礼貌。留下来吧。一条啤酒广告。事实上我倒愿意他在这儿,今间夫妇也一样。

我换坐到那张不住颤动的摇椅上。世莉架不断地把果汁软糖和土豆片拿给我吃,自己也起劲地嚼着。两个男人都望着她那穿着丝绒上衣、薄斜纹呢背心、虚弱、瘦小、老派、年纪不大却面带病容、可能是一个通缉犯的父亲。

他们以为我是来住下的。卓也眉头紧皱,表明他在苦苦思索;随后提议他和世莉架睡到厨房里一张备用的床垫上。我轻快地摆了摆手,告诉世莉架我是去青森,只是顺路前来看看,我会受到那儿的一些朋友和仰慕我的人的款待;世莉架又特别大声地嚷着把我的话转达给了卓也。

这时我们才发现,邻居剩下的那几个手指中有一个在出血(毕竟不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她弯下身子去看那个男人的手,两个苍白的乳房间那道幽暗朦胧的乳沟显得多么具有女性气息,那种样子不知怎么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她把邻居领到厨房去给他包扎。有几分钟(肯定充满了人为的热情的那三四分钟短暂而又似乎永无穷尽的时间),只剩下我和卓也留在那儿。他坐在一张坚硬的椅子上,皱着眉头,按摩着他的两只胳膊。

我产生了一种无聊的冲动,想用我那十分坚硬的长爪子把他冒汗的鼻翼上的那些黑头粉刺挤掉。他长着两只好看的、神情忧伤的眼睛,美丽的睫毛,雪白的牙齿。他的喉结很大,毛茸茸的。这些年轻、强壮的家伙!他们干吗不好好刮刮脸呢?他和他的世莉架在那边那张长沙发上曾经尽情地交欢,至少也有一百八十次,也许次数还要多;在此之前——她究竟认识了他多久?并不嫉妒。真奇怪——一点儿也不嫉妒,只感到伤心和厌恶。他这会儿开始揉他的鼻子。我肯定他最后开口时,会说(微微地晃一下脑袋):“哦,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尾上先生。确实如此。而且她就要做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啦。”他张开嘴巴——呷了一口啤酒。这叫他镇定了一些——他继续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后来嘴边尽是泡沫。

他是一个温顺的人。他曾用手握着她那佛罗伦萨式的乳房。他的指甲黑乎乎的,断裂不齐,但指骨、腕骨以及结实、匀称的手腕却比我的好看得多。我的这双可怜的扭曲的手极其过分地伤害过太多人的身体,我无法为它们感到自豪。法国特性、多塞特乡巴佬的指关节、奥地利裁缝平板的指尖——这就是Taku·Taku。 很好。如果他不开口,我也可以保持沉默。确实,我很想在这把被制服的、吓得要死的摇椅里稍微休息一下,随后再开车去直捣那个畜生的巢穴 ,不管它在哪儿——把手枪的包布向后拉掉,接着欣赏那扳紧扳机的美妙颤动: 我一向是那个维也纳巫医的忠实的小追随者。

可是眼下我却对可怜的卓也感到过意不去,因为我已瞌睡蒙眬,就以这种方式生硬地阻止他说出他所能想出来的唯一一句话(“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那么,”我说,“你们要去东京啰?”

厨房里,世莉架正因和邻居说的什么话或做的什么事而哈哈大笑。

“那么,”我高声叫道,“你们要去北海道?不是北海道——”我又高声叫道,“——“当然,我是说……”

他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酒,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答道:“噢,我猜他的手是给罐子锯齿状的缺口割破的。他在冲绳失去了他右边的胳膊。”

扁桃树正开着娇艳的紫红色的花儿。在那片点彩画的紫红色中高悬着一条被炸掉的超现实主义的胳膊。手上刺着一个卖花姑娘。

世莉架跟手上缠了绷带的那位出现的令人烦不胜烦的邻居又出现了。
我忽然想到她那朦胧的、褐色的苍白的姿色一定叫那个残废甚至于如同我等脑残的人十分兴奋。卓也宽慰地咧嘴笑着站起身来。照他看,他和邻居得回去把那些电线装好。照他看,尾上先生和世莉架都有好多事情要讲给对方听。照他看,在我走之前他还会再见到我。为什么这些人作出这么多推测,而刮脸却刮得那么少,而且对助听器那么不屑一顾?

“坐下吧,”她说,一边用两只手掌很响地拍了拍屁股。
我又坐进那张黑色的摇椅。 “这么说你背弃了我?你那时上哪儿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她从壁炉台上拿过来一张很有光泽的凹面快照。老太太穿着一身白衣服,身体结实,满面笑容,长着两条罗圈腿,裙子很短。老头儿穿着衬衫,挂着表链,留着两撇往下挂的小胡子。这是她的公公和婆婆。他们跟卓也的哥哥一家住在京都。

“你真的不想抽烟吗?” 她自己抽起来。我头一次瞧见她抽烟。在Taku的童年看来,抽烟完全不像是世莉架可能倾向于做的事 。

在一片青色的烟雾中,尾上和世莉架——我的双亲仿佛举止优雅地从坟墓中走了出来。
要是她不肯说的话,我通过那位警官,不知道他现在在哪——神成岳志也会找到他的。

“背弃了你?不。”她把香烟伸到壁炉边上,食指迅速地在上面弹了弹,跟我母亲过去所做的一模一样。接着,哦,天哪,也像我母亲那样!她用指甲搔掉了下嘴唇上的一小片卷烟纸。

不。她没有背弃我。我算是在她的朋友们中间。百濑克子曾经提醒她说和久井会利用她,事实上(怪不错的事实),有一次差点儿给抓进监狱,她也明白她知道这一点。

不错……手掌托着胳膊肘儿,抽一口烟,笑了笑,喷出烟来,弹烟灰的动作。越来越叫人想到从前的情景。他看穿了——面带笑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因为他不像我和她,而是个天才。一个了不起的家伙。风趣诙谐。

她把配合他继续实验以换取辅助能力和构建设备令她能有能力拯救我——事实上,另一方面作为代价继续着和久井的实验这件事,跟和久井交谈的时候,他笑得前仰后合,说他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告诉他是被逼无奈的……

包括保释,那件圣诞节爆炸案,绑架

噢,约修亚——他们都管他叫约修亚—— 8年前年前她参加的那个实验收容所。有计划地……带她去了一个度假牧场,打横滨驾车去大约有一天的路程。名字吗?噢,一个愚蠢的名字——奇眼——你知道真是蠢透了(事实上两侧还有一对反射面天线)——不过现在反正无关紧要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他解体了。

真的,她意思是说,我想象不出那个实验场是多么繁荣,她意思是说发射场里应有尽有,甚至有一个人造人营养罐。我还记得那个红头发的家伙吗?我们(“我们?”,很不错,我可完全不记得)有次在一起打过网球。噢,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属于红头发的哥哥的,但那年夏天他把那儿转交给了约修亚。约修亚和她到那儿的时候,那儿的人竟让他们接受了一次加冕仪式,于是——下了一场叫人全身湿透的大雨,就像你越过赤道时那样。你知道。 她的眼睛假装无奈地转动了一下。

“请你说下去。”

噢。就是六年前的九月里他准备带她到关押我的监狱里去去,为我安排了假释,根据他的剧本——《金色的肚子》——改编的一部影片中有个的NoahⅢ场景,可以让她在里面再一次扮演一个导演角色;也许还会让她兼演受害者

“那个愚蠢的家伙现在在哪儿?”

他绝不是一个愚蠢的家伙,世莉架瞪了我一眼。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酗酒吸毒。而且,当然,在实验方面,他完全是个反常的怪人,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奴隶。我简直无法想象(我,宫代拓留也无法想象)他们在奇眼都干了些什么。她因为反对他而不肯参加,他就把她轰了出来。

“干些什么?”

“噢,古怪、肮脏、异想天开的事儿。我是说,他下面有两个女孩,两个男孩,还有三四个大男人。他想让我们大伙儿都赤身裸体地缠扭在一起,由一个老婆子解剖,附上电磁场辐照。”

“到底干些什么?”

“哦,那些事……哦,我——我实在”——她说的“我”,就像是在倾听痛苦的根源时所发出的抑制住的哭喊,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便把她那瘦骨嶙峋、不断上下摆动的手的五个指头全部张开。

不,她不想再费劲把话说完,肚里怀着那个孩子,她不愿意具体细说。 这可以理解。

“现在都不重要了,”她说,一边用手拍打着一个灰色靠垫,随后就仰靠在长沙发上,挺着大肚子。“疯狂的勾当,龌龊的勾当。我说我不干,我就是不打算用这能力再去折磨你的那些不完美的缺陷体,因为我只是要就拓留。唉,他就把我轰了出来。” 其他的没有多少话要说了。二零二零年那个冬天,葵,彩花和她都找到了工作。差不多有两年,她——噢,只是四处漂泊,噢,在一些小地方的饭馆里干些杂活儿,后来,她遇见了卓也。不,她不在乎那个男人在哪儿。她猜是在大坂。事实上最主要是自从六年前我们在慌乱中分别,再也没有我的消息。

毕竟Noah Ⅲ爆发引发的轰动早已家喻户晓,贡献者上面有和久井修一的名字,于是她想他那么有名,只要她想去找他,立刻就能找到。费伊曾试图再回奇眼——而这个奇眼、传闻曾经的米军基地已不存在了——它被烧得精光,什么也不剩,只有一堆焦黑的瓦砾。再后来,和久井修一失去了真正的能力,得靠辅助装置来具现化妄想。他也没法儿给世莉架什么,这等于真切的断绝了希望。

她还告诉我,结人被杀了,都过去几年了。乃乃确乎从来没向我提起。

奇怪,真是奇怪,太奇怪了—— 她想着,闭上眼睛,张开嘴巴,仰靠着靠垫,一只穿着毡拖鞋的脚踏在地板上。地板有点儿倾斜,要是上面有个小钢球,就会滚到厨房里去。
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一切。我不想折磨我的青梅竹马。在卓也的木屋那边什么地方,工作之余开响的一台收音机播放出愚蠢和死亡的歌曲。

随后卓也换了台,变成了新闻报道,声称Noah Ⅴ的失控造成的东京都市圈的崩坏,并在临近海域的余震造成的海事威胁正在被极力排除中,救援也在进行。我理所当然知道,于是我才得以从萤火虫监狱里的G栋逃出来。没有报道其他Di-sword持有者的走向。

她坐在那儿,一脸饱经蹂躏的神色,成年人的狭长的手上青筋暴突,雪白的胳膊上满是鸡皮疙瘩,耳朵又浅又薄,胳肢窝里乱蓬蓬的,她就坐在那儿(我的世莉架!),二十八岁已经憔悴不堪,肚子里怀着的那个孩子,在她腹中已在梦想成为一个大人物并在公元二零八零年左右退休——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

过去我曾大声呼喊着翻身扑到那个非实在少女身上,如今她只是那个非实在少女以淡淡的紫罗兰清香和枯萎的树叶的形态所表现出的回声;她是黄褐色的山谷边上的一个回声,山谷那边白色的天空下有片遥远的树林,褐色的树叶堵塞了小溪,鲜嫩的野草丛中还剩下最后一只蟋蟀……尽管如此,那个回声并不是我唯一顶礼膜拜的东西。过去我在舞台上纠结的心中着意纵容、将世莉架重塑的做法如今已经缩减到只剩下它的本质: 自私无益的恶习,而我已消除了所有这一切,并对其加以诅咒。你们可以嘲笑我,威胁要叫旁听的人离开法庭,
但在我的嘴给塞住几乎要窒息以前,我还是要高声说出我那可怜的真情。

我坚持要让世上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爱我的世莉架,这个世莉架,脸色苍白、受到玷污、怀着别人的孩子的世莉架,但仍然是那灰色的眼睛,仍然是乌黑的睫毛,仍然是赤褐和杏黄色的皮肤,仍然是卡尔曼西塔,仍然是我的世莉架。

“给我一次机会怎么样”俄亥俄州好吗?马萨诸塞州的荒野怎么样?不要紧,即使她的眼睛像近视的鱼眼一般黯淡无光,即使她的乳头肿胀、爆裂,即使她那娇嫩、可爱、毛茸茸的柔软的私处受到玷污和折磨——就连那时,只要看到你那苍白、可爱的脸,只要听到你那年轻嘶哑的声音,我仍会充满柔情地对你痴迷眷恋,我的世莉架。

“世莉架,”我说,“接下来这可能跟我们刚才所谈的都不相干,但我还是要说一下。人生十分短暂。从这儿到我那辆的旧汽车只有二十到二十五步的距离。这是一段很短的路。走这二十五步吧。现在。就是现在。就这样过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一起快乐地生活。”

“你是说,”她说道,睁开眼睛,微微抬起身来,就像一条可能发起攻击的蛇,“你是说,只要我…你就会给我们(我们)那笔钱。这是你的意思吗?”

“不,”我说,“你完全弄错了。我要你离开你偶然碰到的卓也,离开这个糟透了的狭小的地方,跟我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什么都跟我在一起(大意如此)。”

“你疯啦!”她说,脸上抽动起来。

“好好想想吧,世莉架。并没有什么附带条件。除非,也许——嗨,没关系。”(暂缓执行,我想要说,但没有说出口来。)“不管怎么说,即使你拒绝我,你也仍会得到你的……嫁妆。”

“不骗人吗?”世莉架问。

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有四十万円元现款,还有一张三千六百万円的支票。 她小心翼翼、把握不定地接过;接着她的额头便泛出一片美丽的粉红色。

“你是说,”她痛苦地语气很重地说,“你给我们四千块钱吗?”

我用手捂着脸,不禁扑簌簌地掉下泪来,我生来还从没流过这样炽热滚烫的泪水。我感到泪水穿过我的手指,流到我的下巴上,灼痛了我。我的鼻子也堵塞了,但我无法止住眼泪。这时她摸了摸我的手腕。

“别再碰我,否则我就活不成了,”我说,

“你肯定不跟我走吗?你一点儿跟我走的希望都没有吗?就告诉我这一点。”

“没有,已经太晚了”

“什么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才不算晚”

“一切都为时已晚,好人儿”,她说,“我只想问,拓留,你高兴吗”她眉头稍微抬起来一些,看着我

以前她从没有叫过我好人儿。

“没有,”她又重复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不可能重复你父母的过错,还有泉理…我宁愿回到修一那儿去。我是说——” 她搜寻着合适的词语。我心里却暗自为她添补好了。(“他回了我的一生。而你干脆伤了我的心”)

“我想,”她继续说道——“啪”——那个信封滑到了地板上——她拾起来——“我想你给了我们这么多钱,真是非常慷慨。这解决了一切;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出发。别哭了,求求你。你应该明白。我再给你倒点儿啤酒。噢,别哭了,我很抱歉,欺骗了你那么多次,可生活就是这样。”

我擦了擦脸和手指。她对着那笔钱,乃乃来的时候带着的,微笑。

她十分开心,想要去叫卓也。我说我一会儿就得离开,根本不想再见到他,根本不想。我们都努力想要找个话题。不知什么原因,我老看见——它在我润湿的视网膜前颤动,泛着柔和的光——一个容光焕发的十七岁的少女,坐在门槛上,用石子朝一个空铁罐投去,发出砰砰的声响。我差点儿说——想找一句不相干的话说——“我有时感到纳闷,不知橘家的那个小姑娘后来怎么样了,她变得好些了吗?”——但我及时止住了,生怕她会回答说:“我有时感到纳闷,不知尾上家的那个小姑娘后来怎么样了……”最后,我又回到钱的事情上。这个数目,我说,多少相当于她碧阳学园的那片地的实际租金;她说:“那所学校难道没有在几年前给拆除吗?”没有(我承认过去告诉她拆了是为了想切断她跟能力的一切联系)有个律师往后会把有关财务状况的全部账目送来;前景一片光明;她继母拥有的一些小额证券价格越涨越高。对,我真的觉得我该走了。我该走了,去找到他,把他干掉。

我自觉经受不住她的亲吻,以至于当她腆着大肚子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的时候,我不住地扭扭捏捏着舞步往后退却。

她跟那条狗一块儿送我走。我很奇怪(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其实我并不如此),她看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和非实在少女时就坐过的这种汽车,神情竟然这么淡漠。她只说它外表倒显得还很气派。我说那是她的,我可以去乘公共汽车。她说不要犯傻,他们将飞往东京,到那儿再买一辆。我说那么我就用五千万円把她这辆汽车买下。 “照这样的价格,我们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了,”她对那条出神的狗说。

后再说一句,我用我那糟透了的、用心想出来的日语说,“你是不是相当、相当肯定——唔,当然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唔——将来某一天,随便哪一天,你都不会来跟我一起生活?只要你能给我这样一点微小的希望,我就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大意如此。)

“不会,”她笑嘻嘻地说,“不会。”

“那样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拓留·拓留如是说。 接着,我拔出自动手枪——我是说,这是读者可能设想我会干的那种蠢事。我甚至根本没想要这么做。

“再见啦!”她吟诵似的说道,我那可爱的不朽的去世的妄想情人;因为假如你在看这部回忆录,那她就已去世,且已永生不朽。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跟所谓的当局所达成的正式协议。

接着我开车走了,我听见她正用响亮的声音向卓也大声叫嚷;那条狗像条肥胖的海豚开始跟在我的汽车旁边奔跑,但它身子太重,又太衰老,不久就站住了脚。
现在,我正开车穿过黄昏时分的蒙蒙细雨,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不停地把雨点刮去,但对我涌出的泪水却无力应付。

三十

如同上文所说,下午四点左右我离开了弘前区(经X公路——我不记得是几号公路),要不是我受到一条近路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在黎明前就到仙台。我一定得先开到Y公路上去。黄昏时分我到了仙台;地图上平淡无奇地显示,过了仙台,我就可以离开铺石与沥青交错路面的X公路,经过一条横向的土路,转到沥青路面的Y公路上去。

从地图上看,这条土路的长度大约只有四十英里。要不然我就得沿着X公路再往前走一百英里,随后经过迂回盘曲的Z公路,才能到达Y公路和我的目的地。

然而,我们正在谈到的这条近路变得越来越崎岖难行,越来越高低不平,越来越泥泞不堪,我摸索着,弯弯曲曲、乌龟似地缓慢行驶了大约十英里后又试图再折回去,这时,我的那辆破旧无力的梅尔莫什牌汽车深深地陷在烂泥里。

四周一片漆黑,那么闷热潮湿,那么令人绝望。汽车前灯照见下面一道满是雨水的宽阔的水沟。四周的乡野,要是有的话,也是一片黑沉沉的荒野。

我想从这片泥塘中开出去,但我的后轮只会在泥浆里痛苦地呼呼乱转。我一边咒骂这种苦境,一边脱下我的讲究的衣服,换上一条宽松裤,套上那件满是枪弹打的窟窿的毛线衫,艰难地往回走了四英里,来到路旁一个农场上。

路上下起雨来,我没有力气再回去拿雨衣。这些事让我相信,不管新近几次诊断的结果怎样,我的心脏基本上还是健康的。

午夜前后,一辆牵引车把我的汽车拖了出来。我又开回X公路,继续前行。一小时后,到了一个无名小镇,这时我已疲惫不堪。我把车停在路边,在黑暗中抓起那帮狱卒车后备箱里几个颇有帮助的酒瓶咕嘟咕嘟地猛喝了几口。 雨在好几英里以前就已经停了。

那是一个漆黑、温暖的夜晚,在大概仙台山区的某个地方。不时有车从我旁边开过,红红的尾灯渐渐远去,白亮的头灯渐渐逼近,只是小镇一片死寂。没有人在人行道上漫步闲逛,发出欢笑,不像那些悠闲自在的市民在美好、成熟、没落的欧洲所会做的那样。

我独自体味着这个没有危险的夜晚和头脑里的奇思异想。路旁一个铁丝废物筐对于可投入的东西要求十分严格: 扫集的东西。废纸。不收食物下脚。雪利酒般红得发光的字母标出的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一个巨大的温度计上面印着一种轻泻剂的名称,给静悄悄地挂在一家药房的正面。鲁比诺夫珠宝公司在一面红色的镜子里反映出其所陈列的许多人造钻石。一个被灯光照亮的绿色的钟在吉吉吉野洗衣店里那堆亚麻布衣物的深处晃动。街道的另一边,一家修车场在梦中呓语——崇尚淫荡;接着又改口说:“万博润滑油”。一架飞机,同样装饰着天皇石,嗡嗡作响,在丝绒一般的天空中飞过。这样夜深人静的小镇我见过多少啊!而这仍不是最后的一个。

让我闲散一下吧,他实际上等于已经给我干掉了。在街对面的远处,霓虹灯用比我的心跳慢一倍的速度一闪一闪: 那是一家饭馆的招牌,图案是一把巨大的咖啡壶,几乎每隔一秒钟它就会蓦然显现出艳绿色的面目,而每次一暗下去,紧接着就会出现几个粉红色的字母:
“一番食”;但在那把艳绿色的咖啡壶再次露面之前,仍然可以辨别出它那嘲弄人的目光的隐而不现的影子。我们在演皮影戏。这个诡秘的小镇离“蓝月咖啡屋”不远。我又开始哭起来,沉浸在无法挽回的过去中。

三十一

在郡山(绕行大路径实在无助于避免福岛陆中的干扰)和宇都宫之间(在天真的尾上世莉架和快活的宫代拓留之间)的这个孤零零的、停下来吃点儿东西的小镇上,我回顾了一下我的情形。

这时我极为简明清晰地看清了我自己和我的情感。以前的多次努力相比而言都显得模糊不清。

六年前,回到狱中,在一个对玄学感到好奇的时刻,为了得到一种老式的天主教的治疗方法,我把一个新教徒的枯燥乏味的无神论见解告诉了一个讲法语的很有头脑的告解神父;在他的指点下,我曾希望从我的罪恶意识中推断出存在一位支配者。在蒙着白霜的那些寒冷的清晨,那个好心的神父用最体贴、最解人意的方式努力对我加以劝说。我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了不起的教会无限感激。

唉,我仍无法超越人间这个简单的事实: 无论我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精神慰藉,无论提供给我什么样可以被光映现出的永恒真理,什么也不能使我的世莉架忘掉我强行使她遭受的那种罪恶的占有欲。除非可以向我证明——向我今天现在这么一个具有这种心情、留着胡须、腐化堕落的人证明——从无限长远的观点来看,有个名叫尾上世莉架的关中地区小姑娘被一个狂人创造并剥夺了她的童年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有关系;除非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要真可以,那人生也就成了一个玩笑),否则我看不出,除了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的那种忧郁而十分狭隘的治标方法,还有什么可以医治我的痛苦。

引用一个老诗人的诗句:

人类的道德观念是——我们,不得不向美的现世观念所致的敬意。

三十三

重访涩谷。我从人工湖那边朝它渐渐驶近。阳光灿烂的中午凝神注视。我驾着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污泥的汽车驶过,透过远处松树间的缝隙可以辨别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转进那片墓地,在长短不一的石头墓碑间行驶。

有些坟墓上,插着暗淡、透明的小国旗,这些旗帜在长青树下无风的空中搭拉着。哎呀,仓持,真倒霉——指的是仓持雄,一个三十五岁的东京办事处的经理,他刚刚因被控谋杀他三十三岁的妻子由香而引人注目地受到传讯。仓持为求把这桩罪行干得不留痕迹,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随后把她塞进一辆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的时候看见仓持太太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莱斯勒牌汽车(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正发疯似的冲下山坡,那个山坡正好在他们的巡逻范围之内(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过一根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芒刺草、野草莓和委陵菜的路堤,最后翻倒了。当两名警察把仓持太太的尸体从车里抬出来的时候,车轮仍在柔和的阳光下缓缓地转动。

开头这似乎是一起常见的公路上的意外事故。唉,只是那个女人被击得血肉模糊的身体与受到轻微损坏的汽车很不相称。我干的话就会高明得多。

我向前开去。又看到那座细长的白色教堂和那些参天蔽日的榆树,真有意思。我忘了在日本的郊区街道上,一个孤孤单单的行人要比一个孤孤单单驾车的人更加引人注目,而我却把汽车停在路上,悄悄地徒步走过草坪街三四二号。在重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利稍微放松一下,享受精神回流的一阵净化。

佐久间恒的老宅子的白色百叶窗都关着,在那块向着人行道倾斜的“此屋待售”的白色招牌上不知哪个人扎了一条捡起的黑丝绒发带。没有狗在汪汪乱叫。没有花匠在打电话。也没有坐在爬满青藤的门廊上的奥波西特小姐——叫这个孤孤单单的行人颇为烦恼的是两个梳着马尾辫、系着同样的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她们手里的活,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 无疑,橘小姐早就死了,这两个女子也许是从东京都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老房子去?像屠格涅夫一部小说里写的那样,一阵意大利的乐曲从一个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是起居室的窗户: 是哪个浪漫的人在这个美好迷人的星期天,可爱的腿上晒着太阳,在这从未有过琴声泼洒飞溅的房中弹琴?突然,我发现在我刈过草的那片草地上,有个白色皮肤、粉色头发的非实在少女,十一岁岁上下,穿着浅棕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狂热的痴迷神情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对她说了句讨好的话,并没有什么歹意,一句传统的恭维话,你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匆匆忙忙地走开了,音乐也戛然而止,有个神色凶暴、皮肤黝黑的男人,脸上亮晃晃的满是汗水,走出来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刚想说明自己是谁,忽然朦朦胧胧地感到一阵尴尬,我发觉了我那沾满烂泥的粗蓝布裤,我那肮脏、破旧的毛线衫,我那胡子拉碴的下巴,我那双酒鬼的布满血丝的眼睛。
一句话也没说,我回过身去,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我还记得的一条裂缝里长出一棵样子很像紫菀的苍白的花。橘小姐又悄悄地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着轮椅来到外面门廊上,仿佛那是一座舞台,而我是个表演明星。

我赶紧朝我的汽车走去,心里暗自祈求她千万可别叫我。一条多么陡峭的小街。一条多么幽深的林荫道。汽车的刮水器和挡风玻璃之间夹着一张红色的罚款通知单;我小心谨慎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开车前往五年多前我提着一个新旅行包去过的那家闹市区的旅馆。

我要了一间房,打电话安排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间去喝酒。

什么也没有改变。酒吧间里仍然弥漫着跟从前一样的那种昏暗的、叫人难以忍受的石榴红灯光,这种灯光多年以前就出现在欧洲的下等场所,但在这儿,却意味着一个家庭旅馆 里的那么一点儿气氛。我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就在这张桌子旁边,在我刚成为佐久间恒的房客后最初待在这儿的时候,我认为应当谦和有礼地跟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不想这竟彻底征服了她那可怜的、热情洋溢的心。跟上次一样,一个圆脸的跑堂儿正极其小心地把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托盘上。

时间是三点缺八分。在我穿过大厅的时候,我不得不绕过一群妇女;她们的午餐聚会刚刚结束,正和声细语地相互道别。其中有一个认出了我,发出一声刺耳的喊叫,朝我扑了过来。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穿着一身珠灰色的衣衫,小帽子上插着一根细长的灰色羽毛。原来是百濑克子。她带着一丝假惺惺的微笑朝我冲了过来,因为心里怀着邪恶的好奇心而脸,我很快压制住她那种渴望打听的欢快的情绪。她以为我在服刑。

你……好吗?

我十分愉快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嫁了一个十分出众的年轻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干机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这么早就结婚。她的新养女现在十八岁,她决不会让她—— “是啊,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记得是心原亚衣。”

是啊,当然。顺带问一声,她有没有告诉在那儿怎样诱奸他母亲负责照管的女孩子?” 百濑克子已经黯淡的笑容这时完全消失了。 “真不像话,”她嚷道,“真不像话,你才刚回来,拓留!(我甚至犹豫要不要告诉他萤火虫监狱毁了,那里关押着的一大堆举着巨大家伙的死人逃出来,说不定正在世博会场围着太阳神塔高唱赞歌呢)”

我说她是不是认为用加上动词不定式来表示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比英语里面用“刚”字加上过去时态要来得简洁得多?不过我得走了,我说。

从那儿去市里的警局只要过两条街。他十分缓慢地伸出手来,把我整个的手都握在里面,既有劲又彻底地握了一下,对我表示欢迎。我是不是在涩谷住过一阵?他的女儿刚进了京都大学。

你……好吗?

我把有关今间太太所有必要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们作了一次相当愉快的事务商谈。
之后我出来,走进九月炎热的阳光里,活像一个心满意足的穷光蛋。 既然一切障碍如今都已排除,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地为我到涩谷来的主要目的全力以赴了。我素来为自己那种办事有条不紊的作风感到得意。我就是用那种作风一直把和久井修一——那个约修亚的脸庞隐藏在我黑漆漆的地牢里;我现在没有时间讨论相面术的记忆方法——我正在大步流星地到和久井修一据称工作的牙医青叶诊所那儿去的途中——但还是让我草草记下这一点: 在我昏乱模糊的记忆中,仍保留着一张丑恶讨厌的脸。

从匆匆看到的几眼中,我发现他跟我在涩谷的一个小学同学,我很惊讶我能认出他们的面容,一个兴高采烈、相当叫人讨厌的研究人员有点儿像,他提着哑铃,穿着发臭的毛线衫,肥胖的脖子上满是汗毛,头顶秃了一块,还有一个长着一张猪脸、又做用人又当情妇的娘儿们。总的说来,他是一个没有恶意的老坏蛋。甚至太无恶意了,不能跟我的猎物混为一谈。
在当时这种心情下,我失去了跟佐久间恒的形象的联系,它完全被和久井修一的脸吞没了——那张脸给摆在他校长的办公桌上一个镜框里的照片富有艺术性地准确地展现出来。

于是到了青叶诊所,我推开门,我在有趣可爱的莫尔纳大夫手里接受一次相当大的牙科手术,只保留了几颗上牙和几颗下牙。换上的假牙依赖的是给用一根不显眼的金属线横贯固定在上牙床上的假牙托。整个布局安排是一个叫人安慰的杰作,我的犬牙依然完好无损。我看到了和久井修一的背影,尽管隔着厚重的毛玻璃。

然而,为了用一个看似有理的借口掩饰我秘密的目的,我对和久井大夫说为了减轻面部神经痛,我决定把我的牙齿全都拔掉。装一副全口假牙得花多少钱?假如我们把第一次门诊定在十一月里哪个日子,那么全部装好需要多长时间?他那名声响当当的侄儿现在在哪儿?是不是有可能激动人心地一次就把我的牙齿全都拔光?

和久井·约修亚·修一大夫穿着白色工作服坐在办公桌的角上,头发灰白,理着平头,长着一副政治家常有的那种宽大扁平的脸颊,脑子里一边开始琢磨一个辉煌的长期方案,一只脚一边像在梦中似的诱人地晃动着。他会先给我装一副临时性的牙托,等牙床长好,再给我做一副永久性的。他想先看看我的口腔。他穿了一双有网眼的杂色皮鞋。

从二零一五年以后,他就不跟那个坏蛋来往了,不过他猜那个家伙可能在与横滨相距不远的林地路上他的老家里。那是一个气象堂皇的梦。他的脚不住晃动,他的目光十分激动。
我得花的费用大概是十万円。他提议立刻量一量尺寸,拔牙之前先把第一副牙托做好。
我的嘴在他眼里是一个装满无价之宝的金光闪亮的洞穴,但我没有让他进去。 “不,”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全部让莫尔纳大夫来做吧。他要的价钱更高,但当然他是个比你高明得多的牙科大夫。”

我不知道哪位我的读者以后会有机会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一种十分美妙的梦一般的感觉。

和久井大夫仍然坐在办公桌旁,仍然显得像在梦中,只是他的脚已不再摇晃那个装满美好的期望的摇篮。而他的护士从后面快步赶了上来,好在我的身后砰的把门关上。她是一个骨瘦如柴、容光暗淡的姑娘,长着一双时运不佳的金发姑娘所有的神情凄惨的眼睛。
够了,我想着,把弹盒装进枪柄。使劲往里推去,直到听到或感觉到弹盒与枪柄内部啮合在一起,非常隐秘。

容量: 八颗子弹。
都泛着阴森森的蓝光。迫切地期待着给发射出去。

三十四

一个加油站的工人十分清楚地向我讲了到清水池公园的路去该怎么走。为了查明和久井是否在家,我想先给他打个电话,但听说他的私人电话新近无法接通。这意味着他已经走了吗?
我开始往市区南面十二英里外的清水池开去。那时,周围的大部分景物都给黑夜清除了。我顺着曲折、狭窄的公路行驶,一长串有着反射镜、泛着阴森森的白光的矮木桩,借着我的车灯,标明道路这个或那个弯曲的地方。我可以隐约看出路的一边是一条黑洞洞的河谷,另一边是一些长满树木的山坡。前面,飞蛾像四处飘洒的雪花,从黑暗中涌出,飞进我探测的灯光中。开到上文所说第十二英里的时候,有一刹那我上了一座十分奇怪地安了顶篷的桥,过了桥,右边赫然耸现出一块被刷白了的岩石,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距离,还是在同一侧,我离开了公路,转入那条砾石铺筑的路。有几分钟,四周都是潮湿、黑暗、茂密的树林。随后就到了白爱府(这比他该死的齿科诊所的名字好听的多),耸立在树林中间一片圆形空地上的一幢有塔楼的木房。窗户里闪射出黄色和红色的灯光;车道上乱七八糟地停了六七辆汽车。我在树荫里停下来,熄了车灯,静静地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

即便是被三百人委员会踢出来,他的身边总会围着他的亲信和婊子。我情不自禁地把这座欢乐、放荡的城堡内部设想成她的那些杂志里的一篇故事《骚乱的青少年》里的情景: 暧昧不明的“狂欢”、有个嘴里叼着屌儿似的雪茄的样子凶恶的成年人、毒品、保镖。

至少他在里面。我要等到麻木迟钝的清晨再来。 我慢慢地开回市区,驾着这辆那么沉稳、几乎欢快地为我效力的破旧忠实的汽车。

我的世莉架!在仪表盘上那个小贮藏柜的最里面,还留着一个类似她六年前突然开始使用的扁平发夹。那群被我的车头灯光从夜色中吸引出来的苍白的飞蛾仍在那儿。黑暗的仓库仍然东一处西一处地耸立在路旁。

人们仍在赶去看电影。我四处寻找夜晚住宿的地方,路过一个摩天大楼似的电影院。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中(跟没有月光的漆黑的夜晚对比,确实显得非常神秘),有幅向后倾斜的巨大的银幕悬在黑暗、沉寂的田野间,银幕上有个瘦瘦的幽灵举起枪来,他跟他的胳膊都被那个不断往后退去的世界的斜角缩小成不住颤动的乏味的画面——紧接着,那个动作给一排树木挡住了。

三十五

第二天早上大约八点左右,我出了情人旅馆,在清水池公园以被的混乱不堪的商店街(似乎大多都停止营业,事实上交通管制严厉得很,但只是表面上而已)又消磨了一段时间。把处决搞砸了的幻象不断困扰着我。

想到自动手枪里的子弹由于一个星期没用,也许已经失效,我就把它们取出来,另外装了一批新的。

我曾用油把我的这位伙计彻底清洗了一下,如今简直没法把油渍擦掉。我只好用一块破布把它包扎起来,仿佛那是一个伤残的肢体,又用另一块破布包好备用的子弹。 在我开回清水池公园去的途中,雷暴雨陪我走了大半段路,但到了白爱府的时候,太阳又出来了,像个有血有肉的人似的火热火热,鸟儿在湿漉漉的冒着水气的树上嘁嘁喳喳地尖声鸣叫。

那幢设计精巧、年久失修的房屋似乎茫然不知所措地待在那儿,好像倒正好反映出我自身的情况,因为在我的脚踏上这片松软的、容易下陷的土地时,我禁不住意识到我用酒精刺激得过了头。 对我按的门铃的回答是一片谨慎的具有嘲讽意味的寂静。不过车房里停着和久井的汽车,如今是一辆黑色的折篷汽车。

我叩了一下门环。仍然无人答应。我急躁地吼了一声,就去推大门——真太妙了,门竟一下子开了,就像中世纪的童话故事当中那样。

我随手轻轻把门关上,穿过一个宽敞的、十分难看的门厅,朝着附近的一个客厅里张望,看到许多用过的酒杯散乱地扔在地毯上,断定主人还在他的卧室里睡觉。

于是我吃力地朝楼上走去,右手在口袋里紧紧握着用布裹着的我那伙计,左手轻轻抓着黏糊糊的楼梯扶手。我察看了三间卧室,其中一间那天晚上显然有人睡过。一个藏书室里摆满了鲜花。另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些宽大、纵深的镜子和一张铺在光滑的地板上的北极熊皮。另外还有其他几个房间。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想法。要是主人从树林里散步回来,或者从哪个秘密的洞穴中钻出来,对于一个面临困难重重的工作而不够坚定的枪手来说,防止他的游戏伙伴把自己锁在房里,也许是相当高明的做法。

因此,至少有五分钟,我四处走动——头脑清醒的神经错乱,发了疯的沉着镇定,一个着了魔的十分顽强的猎人——看到哪个锁眼里有钥匙,就把它转下来,用空闲的左手放进口袋。

这幢房子相当古旧,因而就比现代迷人的小屋更具有计划好的隐秘性;在现代的小屋里,浴室这个唯一可以锁起来的地方必须被用于生理实验的秘密需要。讲到浴室——我刚要去查看第三间,主人就从里面走了出来,身后留下一阵短暂的冲水声。走廊里的那个转角根本藏不住我。他脸色发灰,眼睑松弛,有点儿秃顶,稀疏的头发乱蓬蓬的,但仍然完全可以给认出来。他穿着一件紫色的浴衣,跟我过去的那件很像,从我身旁大摇大摆地走过。

他不是没有看到我,就是把我当作什么熟悉、无害的幻觉而不予理会——他让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像个梦游者似的朝前走下楼去。

我把最后一把钥匙放进口袋,跟着他走进门厅。他半张着嘴,把大门拉开一点,从一条充满阳光的缝隙里往外张望,那副神态就好像他认为听到一个并不怎么热诚来访的客人按了下门铃就又离开了。

接着,主人仍然没有理会那个在半楼梯上停住脚步的穿着雨衣的幽灵,穿过门厅走进客厅对面的一个舒适的小客厅。这时我穿过客厅——相当从容,知道他跑不掉了——离开了他,在一个装着吧台的厨房里小心翼翼地打开包着我那肮脏的伙计的破布,注意不在厨房里的镀铬物品上留下一点儿油渍——我觉得我拿错了东西,它黑糊糊的,非常肮脏。我用惯常那种非常仔细的方式把我那光着身子的伙计改放到身上一个干净的隐秘的地方,随后就朝那个小客厅走去。

我的脚步,正如我所说的,相当轻快——说不定太轻快了,难以取得成功。可是我的心却怦怦乱跳,欢快得像头老虎;这时脚下嘎吱一响,踏碎了一个高脚鸡尾酒杯。 主人在那个西方风格的客厅里见到了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约修亚·和久井嗓音嘶哑地高声问道,两只手一下子插进晨衣的口袋,两只眼睛盯着我脑袋东北方向的一点。

“你莫非是西条?” 这时,任何人都能看得相当清楚,他还蒙在鼓里,完全在我的所谓的掌握之中。我可以好好地乐一乐了。

“对了,”我温文尔雅地答道。“我正是,开始之前,我们先聊上一会儿。” 他看上去很高兴。脏巴巴的小胡子抽动了几下。我脱下雨衣,身上穿着一套黑衣服,一件黑衬衫,没打领带。我们在两张安乐椅上坐下。

“你知道,”他说,一边很响地搔着他那胖胖的、粗糙的灰白色的面颊,不自然地咧嘴笑了一笑,露出了他那珍珠似的小牙齿,“你看起来不像西条。我是说相似之处并不特别明显。有人告诉我说他有个后辈,也患有早衰,像你一样。”

经过这么些年的悔恨和愤怒之后,这才把他抓住……看看他胖鼓鼓的手背上的那些黑色的汗毛……用上百只眼睛扫视着他的紫色丝绸浴衣,他那多毛的胸膛,预见到子弹穿孔、血肉模糊和痛苦的乐曲……知道这个有五分活力、三分像人的骗子曾经玷污了我的女儿,这可叫人感到无比快乐!

“不,不瞒你说,我不是那群情弱中的任何一个。”

他昂起头来,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 “再猜猜看,‘潘趣’。”

他说出来一个我毫无印象的名字。

“噢,”“潘趣”他说,“这么说你不是为那些长途电话来打扰我的啰?”

“你确实偶尔会打一次长途电话,对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过我觉得他说过他从来没有——

“人们,”他说,“一般的人们,我不是指责你,拓巳,但你知道,连门都不敲就闯进这幢该死的房子,这种方式是很荒唐的。你应当像他们(指三百人委员会)使用Vaterre ,他们使用厨房,他们使用电话。我拒绝付费。你的口音很有趣,长官。”

“和久井,”我说,“你记得有个叫尾上世莉架的小姑娘吗?横滨的那个名叫尾上的世莉架?”

“当然,这些电话她都可能打过。到任何地方。天堂、华盛顿、地狱峡谷。谁会在乎?”

“我在乎,和久井。你知道,我是她的父亲。”

“胡说八道,”他说,“你不是。你是一个东京来的死囚 。有个法国人曾把我的《高傲的肉身》翻译成《金色的肚子》。荒唐。”

“她是我的孩子,和久井。”

在他当时那种心情下,实际上他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大吃一惊,不过他那气势汹汹的态度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闪现出暗中警惕的神色,但马上又暗淡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孩子,”他说,“父亲们总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转过头去,寻找什么东西。他拍了拍口袋,想要从座位上站起来。

“坐下!”我说——显然比我原来想用的嗓门高了许多。

“你用不着朝我吼叫,”他用那种奇怪、柔弱的态度抱怨说。

“我不过想抽烟。我想抽烟,想得要命。”

“你的命反正就快没了。”

“噢,别胡闹,”他说,“你开始叫我厌烦了。你要什么?我们到小酒吧间去,喝杯烈性酒——” 他看到我手掌心里那把黑色的小武器,仿佛我正打算要递给他。

“哟!”他拉长调子说道(这时开始模仿电影里的那些下层社会的傻瓜),“你拿着的可是一把呱呱叫的小手枪。你要卖多少钱?”

我打开他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正好碰翻了他身边矮桌上的一个盒子,里面滚出一把香烟。
“香烟在这儿,”他快活地说,“现在,我们需要打火机。也许,发火。”

“和久井,”我说,“我要你注意地听着。你一会儿就要死了。据我们所知,未来也可能是极其痛苦的精神错乱的永恒状态。昨儿你抽了你最后的一支烟。注意听着。好好想清楚你就要遭到什么下场。”

他不停地把七星牌香烟剥开,用力嚼着烟丝。 “我愿意试试,”他说,“你非得跟我说话吗?要知道,这幢房子不是委员会的。也许你最好还是走吧。千万不要再拿出这支枪来给人看。我在音乐室里也有一支枪,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说,枪和我的GLM辅助发生器放在一起。你多久没见过Di-sword了?嗯?”

我用我的伙计对着他一只穿了拖鞋的脚,使劲儿扣动扳机,咔哒一声。他看看他的脚,又看看手枪,又看看他的脚。我又十分费劲地试了一次,随着一声微弱的幼稚可笑的声响,子弹射了出去,钻进了厚厚的粉红色的地毯。

我相当惊骇地觉得子弹只是慢慢地钻了进去,可能还会再钻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和久井说,“你应该再稍微小心一点。看在上帝的分上,把那玩意儿给我。” 他伸手去拿。我把他推回到椅子上。这桩有趣的快乐的事儿正在失去趣味。是该干掉他的时候了,但他必须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干掉。
他的情形影响了我,手枪拿在手里也感到软弱、笨拙。

“好好想想,”我说,“想想被你利用的——世莉架”

“我没有!”他嚷道,“你完全搞错了。我把她从一个野蛮的情弱的手里救了出来。给我看看你的证章,不要对着我的脚乱开枪,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那个证章在哪儿?别人可能犯了非法监禁罪,但我可不负责。真是荒唐!我承认那次愉快的旅馆爆炸案是一个愚蠢的引人注目的花招,但你又把她找到了,是不是?嗨,我们去喝一杯。”
我问他是想坐着死还是想站着死。

“噢,让我想想,”他说,“这可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顺带提一句——我犯了个错误。我真心诚意地感到后悔。你知道,我并没有玩弄你的世莉架。说一句令人丧气的老实话,我实际上只是想做实验,只是想做实验。我给了她一个美好的假期。她遇到了不少出色的人。你是否知道——”

他猛然把身子一侧,整个身子都扑到我的身上,让手枪一下子飞到了一个五斗橱底下。幸运的是,尽管他攻得很猛,但却没有多大力气,即便他能力没有退化、现在仍是个可以随时拔出Di-sword的真GLM能力者,我也怀疑他能否举起他那近乎零重的家伙。

我没费多少事儿就把他推回到椅子上。 他呼哧呼哧地喘了一会儿,把两只胳膊抱在胸前。

“这下好了吧,”他说,他的思想有了进步。 我四下张望。也许,要是——也许我能够——爬到地上去找一找?冒一下险?

“哟?”他问道,密切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把身子弯下一点。他并没有动。我弯得更低一点。

“亲爱的先生,”他说,“别拿生死闹着玩。我是一个科学家。我看过悲剧、喜剧、幻想剧。我是五十二次成功重大的科学飞跃的参与。不过就像那些情弱们崇尚淫荡的心理一样,我知道所有的窍门。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哪个地方应该有把火钳。我何不去把它拿来,随后我们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扒拉出来。”

他大惊小怪、爱管闲事、奸诈狡猾地一边说一边又站起身来。我在橱底下摸索,同时密切注意着他。突然我发现,他早就发现我似乎还没发现我那伙计正在橱下面的另一只脚那儿露了出来。

我们又搏斗起来。我们抱成一团,在地板上到处乱滚,好像两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他浴衣里面是赤裸裸的、淫荡的肉体。在他翻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要透不过气来了。我又翻到他的上面。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我们滚来滚去。 我猜等这部书出版被人阅读的时候,总也得是公元三千年的最初几年(二九三五年再加上八十年或九十年,长命百岁,我的情人);年纪大的读者看到这儿,肯定会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看过的西部片中那些必然会出现的场面。

然而,我们之间的扭打既没有那种一拳把牛击昏的猛烈的拳击,也没有家具横飞的场面,当然,也没有诸位想象的刀光剑影。他和我像两个用肮脏的棉花和破布填塞成的假人。那是两个文人之间的一场默默无声、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章法的扭打,其中一个被毒品完全弄垮了身体,另一个患早衰。

等我最终把我那一路带着从萤火虫监狱狱卒手上弄来宝贵的武器抓到手里,而那个电影剧本作家又在他低矮的椅子上重新坐下的时候,我们俩都上气不接下气,而刚刚经过一场争斗的牧牛人和放羊人却决不会如此。

我决定察看一下手枪——我们的汗水可能破坏了什么机件——喘口气儿,再进行计划中最主要的一项。为了让这短暂的间歇中有点儿事可做,我提议他念一下自己的判决书——我用韵文的形式写的。“惩恶扬善”这个词语可能正好用在此处。我递给他一份整洁的打字稿。

“好吧,”他说,“这主意妙极了。让我把我的老花眼镜拿来。”(他想站起来。) “不行。”

“就听你的。要我大声念出来吗?”

“对。”

“我要念了。是用韵文写的嘛。

因为你利用了一个有罪的人
因为你利用
因为你利
因为你利用了我的不利条件……
“这很好,你知道。真是好极了。”
……
当我像亚当那样赤身露体站在 一条联邦法律及其全部刺人的星宿面前
……
“噢,气派堂皇的诗节!”
……
因为你利用了一桩罪孽
当我无助地脱毛换羽,遍体湿润而柔软
作出最好的打算
梦想在山区一个州结婚
养下一窝小世莉架
……
“不大明白。”
……
因为你利用了我内心深处
本质上的单纯无知
因为你欺骗了我——
……
“有点儿重复,什么?我念到哪儿了?”
因为你骗取了我的赎罪
因为你在小伙子们
沉溺于妄想的时候
占有了她
……
“变得猥亵了,是吗?”
……
一个满身绒毛的小姑娘仍戴着罂粟花
仍在色彩鲜艳的黄昏时分吃爆玉米花
纯白皮肤的天神在那儿接受给予他们的作物
因为你从她怒容满面、神色威严的保护人 手里劫走了她
还对着她保护人眼皮下垂的眼睛吐了一口唾沫
撕破他的黄褐色长袍,黎明时分
让那个粗鄙的家伙在他新的病痛中翻滚
糟透了的爱情和紫罗兰
悔恨绝望,而你 把一个令人生厌的布娃娃撕成碎片
又把它的头扔弃
因为你所做的一切
因为我未做的一切
你必须死

“噢,先生,这的确是一首好诗。就我所知,是你写得最好的一首。”
他把纸折起来,递还给我。 我问他临死前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话想说。那把自动手枪已经又准备好,可以对这个人使用了。他望了望手枪,长叹了一声。

“你听我说,西条,”他说。“你喝醉了,我又是个病人。让我们把这桩事推迟一下吧。我需要清静。我还得调治我的阳痿。下午朋友们要来接我去看一场比赛。这场枪弹上膛的闹剧已经变成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我们都是老于世故的人,不管在哪一方面——实验、两性关系、自由诗、枪法。要是你对我怨恨,我准备作出不同寻常的赔偿。就连一场老式的对决 ,用剑,在里约或别的地方——也不排除在外。今天我的记忆力和我的口才都不处在最佳的状态,但说实在的,亲爱的西条先生(他确乎把我当成西条了),你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继父,而且我并没有强迫你那小小的被保护人跟着我走。是她要我把她愚蠢的幼稚情弱从监狱里弄出来。这幢房子不像我们跟几个朋友共有的奇眼那而那么现代。不过它相当宽敞,夏天和冬天都很凉爽,一句话十分舒适,因此既然我打算从委员会出来后永远住在这儿,我提议你搬进来住。它无偿地都归你。只要你不再拿那把枪对着我(他令人厌恶地咒骂了一句)。顺便问一声,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要是喜欢,我可以给你,也是无偿地,作为实验室里的玩物,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小小的畸人: 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真是一个顶呱呱的乳房,这是大自然的一件稀罕、可爱的奇迹。现在,你只会把我打成重伤,随后自己就在监狱陪着你愚蠢的后辈里日渐憔悴,而我会在热带的气候环境下恢复健康。我向你保证,西条,你住在这儿会很快活,酒窖里藏着很多酒;还有我下一个剧本的全部版税——眼下我在银行里没有多少钱,但我打算去借——喏,就像莎士比亚头上受了风寒后所说的,去借,去借,去借。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我们这儿有一个十分可靠、的人造人,一个橘的——姓很古怪——他每星期有好几个人造实验体,跟他拍片。我还知道一两件有关警察局长的隐私,这使他成了我的奴隶。我是一个科学家。我被称作——我说。得了!所有这一切都很不光彩,现在我也拿不准我做的事到底对不对。决不要用朗姆酒和着海洛因 一块儿服食。现在做个和蔼可亲的人,把枪放下,我认识你可爱的女儿,但并不熟。我的衣服你可以随便拿去穿。噢,还有一件事——你会喜欢的。我楼上收藏着一批独一无二的色情书籍。就提其中的一种: 精装的对开本《巴格拉什岛》,探险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尼·魏斯所著,她是个非凡的女性,这是本出色的著作——把枪放下——里面有八百多幅照片,拍的都是一九三二年她在巴达海上巴格拉什岛检查和测量过的男性生殖器官,都是根据在爽朗的天空下交欢所测定绘制的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图表——把枪放下——另外,我还可以为你安排去观看执行死刑,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张椅子给漆成黄色——”

Feu!(法文,开火) 这一次我打中了什么硬东西。我打中了一张黑色摇椅的椅背,那张摇椅与世莉架的那张不无相似之处——子弹打在椅子前背上,椅子立刻开始摇晃,速度那么快,摇得那么带劲儿,那时不管哪个人走进房间,都会被眼前这个双重的奇观惊得目瞪口呆: 那把摇椅恐惧地拼命摇晃,而我那紫色的目标方才坐在上面的那把扶手椅上也空无一人。

他飞快抬起屁股,手指在空中抓挠着,倏地溜进了音乐室,紧接着我们就在门里门外互相拉扯,气喘吁吁;音乐室的门上也有一把钥匙,我先前没有注意。不过这次我还是赢了,难以捉摸的和久井忽然一下子在钢琴前坐下,弹了几个粗犷有力、基本上是歇斯底里的琴声轰鸣的和弦,他的下巴不住颤抖,张开的手紧张地往下按去,鼻孔里发出好像电影胶片的声道中的鼻息声,这在我们的搏斗中以前还从没出现过。他仍然发出那些叫人难以忍受的响亮的乐声,一边想用脚打开钢琴旁边一个好像水手用的箱子,但没成功,估摸着是他的辅助发生器。我的下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胁部,他从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越升越高,样子看上去就像年纪衰老、头发花白的疯狂的尼金斯基,像忠信泉,像我过去的一场噩梦,等到升到惊人的高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划破了空气——空气里仍然颤动着那宏大、深沉的乐声——发出一声嚎叫,脑袋向后仰着,一只手紧紧按着脑门,另一只手抓住胳肢窝,仿佛遭到大黄蜂的叮咬,往下落到地上,很快站住,又成了一个穿着浴衣的正常的人,急急匆匆地跑进外面的门厅。 我以两倍或三倍于袋鼠的速度跳跃向前,跟着他穿过门厅,伸直两腿,始终保持身子笔直,紧跟在他身后跳了两下,接着像跳芭蕾舞似的奋力跳到他和大门之间,想要拦截住他,因为门并没有关好。

突然,他开始走上宽阔的楼梯,神态庄严,有些阴郁。我换了方位,实际并没有追他上楼,而是迅速地朝他一连开了三四枪,每次都伤着了他;每次我打中他,对他干了这件可怕的事儿以后,他的脸就滑稽可笑地抽动一下,好像是在夸张疼痛;他慢下步子,眼睛转了几转就半闭上,发出一个女人似的声音:“啊!”;每次只要一颗子弹打中了他,他就浑身抖动,好像我在挠他痒痒;每次我用那些缓慢、笨拙、盲目的子弹打中他的时候,他总用虚假的英国腔低声说道——同时一直剧烈地抽搐、颤抖、假笑着,尽管如此,却仍用一种奇特的超然、甚至亲切的态度说道:“噢,这下可真够呛,先生!噢,这下伤得可真厉害,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住手吧!噢——很疼,很疼,真的……啊!真是可恶透顶,你真不应当——”

他到了楼梯平台上,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但他仍然稳步朝前走去,尽管臃肿的身体里有我打进去的那么许多枪子儿——我苦恼、沮丧地明白自己非但没有打死他,反而给这个可怜的家伙注入了一股又一股活力,仿佛那些子弹是一些药物胶囊,一种令人兴奋的灵丹妙药正在发生效力。

我再次往枪里装好子弹,两只手黑乎乎的沾满了血——我摸到了什么被他浓浓的血涂抹过的东西。

接着,我就到楼上去找他,钥匙像黄金似的在我的口袋里丁当作响。 他步履艰难,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血流如注,极力想找一扇开着的窗子,又摇摇头,仍想劝说我不要打死他。我瞄准了他的脑袋,他一下子退进了主卧室,原先长着一只耳朵的地方喷出一股深紫红色的鲜血。

“滚出去,从这儿滚出去,”他说,一边不住咳嗽,把咳出来的血吐掉。真像一个令人惊讶的噩梦,我看见这个满身血污、却依然活泼开朗的人上了床,把自己裹在乱七八糟的毯子里。

我在很近的距离隔着几条毯子开枪打中了他。他向后倒了下去,嘴角旁出现一个具有幼稚涵义的大大的粉红色的气泡(像不像世莉架的脸廓?),变得像个玩具气球那么大,随后破灭。

有一刹那,我也许跟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噢,根本不是你们普通罪犯扮演的“我只是一时两眼发黑”的那种情况;相反,我想强调下面这个事实: 即对他流出的每一滴血我都负有责任,但突然出现了瞬间的变化,我好像在新婚后的卧室里,夏洛特病恹恹地躺在床上。

和久井伤得很重。我手里拿着他的一只拖鞋,而不是手枪——我坐在枪上。随后我又坐到床边一张椅子上去,好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我看了看手表,表面的玻璃已经掉了,但指针仍在走动。

整个这场可悲的事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安静了。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宽慰,反而有个比我希望摆脱掉的负担更为沉重的负担挨近了我,袭上身来,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实在无法用手去碰他好弄清楚他确实已经死了。看上去他是死了: 四分之一个脸已被打掉,两只极为兴奋的苍蝇开始意识到自己交了简直无法相信的好运。

我的手看上去也不比他的手好多少。我在隔壁的浴室里尽力把手洗干净。现在我可以走了。

当我出现在楼梯平台上的时候,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刚才我以为只是耳鸣而不加理会的一片轻松愉快的聒噪,实际是从楼下客厅里传来的嘈杂的人声和音响里的音乐声。
我发现下面有许多人,他们显然刚到,正兴高采烈地在喝和久井的酒。有一个胖胖的男人坐在安乐椅里;两个头发乌黑、脸色苍白的年轻美人儿,无疑是姐妹俩,一大一小(小的那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相当娴静地并排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一个脸色红润、长着天蓝色眼睛的小伙子正把两杯酒从那个酒吧间似的厨房里拿出来递给她们。

厨房里有两三个女人正在一边闲聊,一边丁丁当当地敲碎冰块。我在房门口站住脚,说道:“我刚把和久井修一杀了。”

“干得好!”那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说,一边把一杯酒递给那个大一点的姑娘。

“早就应该有人这么干了,”那个胖胖的男人说。

“他说什么,仁?”一个形容憔悴、金发碧眼的女人从厨房里问道。

“他说,”那个脸色红润的小伙子回答说,“他把约修亚杀了。”

“唔,”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从一个角落里站起来说,先前他一直蹲在那儿翻看唱片,

“我想我们大伙儿有一天也会对他这么干。”

“不管怎么说,”仁说,“他最好还是下来。要是我们想去看那场比赛,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谁给这个人倒一杯酒,”那个胖胖的男人说。

“清酒?”一个穿宽松裤的女人在远处问道,一边把一杯酒举起来给我看。
坐在长沙发上的那两个姑娘都穿着一身黑衣服,年纪小的那个正用手指拨弄着戴在雪白的颈项上的一件亮闪闪的东西。只有她们什么话都没说,只在一旁微笑,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淫荡。音乐停了一会儿,楼梯上突然响了一声。

仁和我走到外面的门厅里。竟然真是和久井,他已缓慢吃力地走到楼梯平台上,我们看见他站在那儿摇摇晃晃,不住喘气,随后慢慢倒了下去,这一次是永远倒了下去,成了一堆紫红色的东西。

“快点,约修亚,”仁笑了一声说,“我相信,他仍然——”他回进客厅,他的后半句话给音乐盖没了。

我肚里暗自说道,这就是和久井为我上演的这出匠心独运的戏剧的结局。我心情沉重地离开了这幢房子,穿过斑驳耀眼的阳光向我的汽车走去。车的两边停着另外两辆汽车,我费了一番工夫才从中间挤了出去。

三十六

剩下的事情就太平淡乏味了。我缓缓地把车开下山坡,不久发现自己正以同样懒散的速度往跟涩谷相反的方向行驶。我把雨衣丢在小客厅里,把我那伙计丢在浴室里了。

不,那不是我会想要住的房子。

我悠然地想着,要是有个天才的科学家能让盖上被子的和久井、又或者是标上社会性死亡的“新时代的狂气”起死回生,不知他们是否会就此改变自己的职业,也许甚至改变人类的全部命运。对此我并不在意;总的说来,我希望忘掉这乱糟糟的一切——等我确实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即便三百人委员会仍然存在——但唯有抹杀和久井是我力所能及的,唯一叫我感到的满足就是得到了宽慰,知道我不必在精神上一连几个月地守着一个令人痛苦、讨厌的恢复期,其间还会受到各种各样不宜提及的手术和反复的干扰,而且也许还会受到和久井的拜访的干扰,弄得我还得费力地找出理由来分辨他是人是鬼。百濑克子说得是有点儿道理。说来奇怪,触觉本来对于人们远远没有视觉那么宝贵,然而到了紧要关头,它却成了我们主要的即便不是唯一的掌握现实的方法。我浑身都沾满了和久井——沾满了流血前他跌扑翻滚的感觉。

道路这时正穿过开阔的乡野。我忽然想到——不是作为象征或任何标新立异的那类玩意儿,而只是作为一种新奇的体验——既然我最后终于无视了人类的全部法律,我同样也可以无视交通规则。

于是我开到公路的右侧,看看感觉如何,还真不错。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隔膜消融的感觉,其中有扩散开来的触觉的成分,而所有这些又被一种想法加以强化;这种想法就是没有什么比故意在道路错误的一边行驶更接近于消除基本的物理定律了。

“拓留,你快乐吗”

从某一点上看,这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渴望。我缓缓地、神情恍惚地挨着汽车后视镜所在的那古怪的公路一侧行驶,每小时车速不超过二十英里。路上交通并不拥挤。不时有车从我放弃给它们的那一侧开过我的身边,粗暴地冲着我直按喇叭。迎面而来的汽车先是摇摆晃动,接着突然转向,最后惊恐地大叫。不久我发现就要接近居民区了。闯一次红灯就像我小时候偷偷呷一口大人不准我喝的葡萄酒。

这时纷繁复杂的情况终于不断出现。我受到了跟踪,又受到了护送,川流在收音机里与我无关的Noah V事故对于日本的震动的讨论声中,不时有救护车与我相向而行。接着,在我前面,我看见两辆汽车正摆出阵势要把我的去路完全堵住。于是我动作优美地把车开出公路,狠狠地颠了两三下之后冲上一个长满青草的斜坡,开到几头吃惊的母牛当中,我就轻轻摇晃着在那儿停下。一种颇有创见的黑格尔哲学综合法联系起两个已死的妇人。

不久,我就会给拉出汽车。

的确,我盼望着让许多双手来把我抓住,自己不做一点合作的努力,听凭他们把我移动、搬抬;我则像个病人,十分放松、舒舒服服、懒洋洋地听凭他们摆布,并从我的倦怠乏力和警察及救护人员给我的绝对可靠的支持中获得一种神秘的乐趣。当我停在那个高高的斜坡上等着他们向我跑来的时候,我唤起了最后一个奇怪的令人绝望的幻景:

六年前的某一天,在她失踪后不久——同时也是在我被抓回去之前,我正在一条废弃了的旧山道上逃亡,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迫使我停下车子;那条山道一会儿和一条崭新的公路并行,一会儿又横越过去伸向另一个方向;那是晚夏一个淡蓝色的午后,山道边大片的紫菀花沐浴在远离尘嚣的温暖空气里。我猛烈地咳了一阵,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随后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一会儿,想到清新的空气可能对我会有好处,就朝不远处公路陡峭的侧面上的一道低低的石头护墙走过去。小蚱蜢从路旁干枯的野草中跳出来。一片薄薄的浮云正如天网般张开胳膊,向另一片厚重的浮云移动;这片浮云属于另一个更为板滞、浮向天际的云系。等我走近那个友好的深渊,我感觉到各种融合汇聚在一起的和谐悦耳的声音,宛如水汽一般,正从我脚下那起伏不平的山谷里的一座小矿镇上升腾而起。你可以辨别出在一排排红色和灰色的屋顶间的几何图形的街道、苍翠扶疏的树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以及那个闪着矿石似的绚丽光彩的垃圾堆场;小镇那边,条条道路纵横交叉在好像百衲被似的深色和浅色的田野上;再往远处,是密林覆盖的群山。然而比所有这些无声而欢快的色彩更为鲜明的是——这些色彩,这些明暗深浅的色调融合在一起,似乎正自得其乐——听起来要比看上去更为鲜明、更为飘忽的,是积聚起的声音像升腾的水汽似的震颤;它一刻也不停,一直升到花岗岩石的边缘,我正站在那儿,揩净我嘴上难闻的恶气。不久,我就意识到所有这些声音都具有同一种性质,而且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这些声音从那座透明的小镇的街道上传来,那儿的女人都待在家里,男人则在外奔忙。读者!我所听到的不过是正在嬉戏玩耍的孩子们的悦耳动听的声音,就只有这种声音;而空气是那么清澈明净,因此在这片响亮而又微弱、遥远而又神奇地近在咫尺、坦率而又神圣地莫测高深地混杂着各种声音的水汽中——你可以不时听到一阵几乎相当清楚的活泼的笑声、棒球球棒敲击的噼啪声或一辆玩具货车的哐啷哐啷声,这一切仿佛都是被释放出来似的,但它们太远了,根本无法辨别出他们在那些模模糊糊的街道上的任何活动。我站在这高高的斜坡顶上倾听那轻微悦耳的震颤,倾听那矜持的窃窃私语中间迸发出的不相连续的喊叫,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世莉架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

“拓留,你快乐吗?”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重读了一遍。里面有粘在上面的些许骨髓,有血,有美丽的绿得发亮的苍蝇。在故事的这一曲或那一里中,我觉得我那难以捉摸的自我总是在躲避我,滑进了比我乐意探测的更深邃、更黑暗的海洋,我反正是摸不到了。我已把我能隐瞒的东西都隐瞒了,免得伤害人们。

我曾随意为自己设想了许多笔名,直到后来才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我的笔记里有“奥托·奥托”、“乔瑟夫·乔瑟夫”和“士道·士道”,但不知为了什么,我认为我的最初的选择最为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愚蠢情弱。

五十六天前,我开始写《世莉架》时,先是在精神病房里接受观察,后来在这个暖融融的坟墓似的隔离室里,我想我会在审判时用上所有这些笔记,然,不是为了救我的性命,而是为了挽救我的灵魂。然而,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能把活着的世莉架暴露出来。在不公开的开庭期里,我还可以使用这部回忆录的一部分,但出版的日期则被推迟了。

因为一些比实际看来更为明显的理由,我反对死刑;我相信这种态度会跟宣判的法官是一致的。如果我站到我自己的面前受审,我就会以涉嫌遗弃罪判处宫代拓留至少三十五年徒刑,而对其余的指控不予受理。但即便如此,今间 世莉架大概还是会比我多活上好多年。于是我作出的下面这个决定具有一份签名的遗嘱的全部法律效果和力量: 我希望这本回忆录只有在世莉架不再活在世上的时候才能出版。

因此,当读者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俩都已不在人世了。可是既然血液仍然在我写字的手掌里奔流,你就仍像我一样受到上帝的保佑,我就仍然可以从这儿向在青森的你说说话。务必忠实于你的卓也。不要让别的家伙碰你。不要跟陌生人谈话。我希望你会爱、会一直好好陪伴你的孩子。我希望是个双胞胎。我希望你的那个丈夫会永远待你好,否则,我的鬼魂就会去找他算账,会像黑烟,会像一个疯狂的巨人,把他撕成碎片。不要可怜和久井修一。天神必须在他和约修亚之间作出选择,上帝让Taku·Taku至少多活上两三个月,好让他使你在后代人们的心里永世流传。

我现在想到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想到颜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预言性的十四行诗,想到艺术的庇护所。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世莉架。

后记

《世莉架》或《一个情弱的自白》,这就是本文作者在撰文以前所收到的这篇奇特的记述的两个标题。这篇记述的作者,“Taku·Taku”,已于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法定监禁中因冠状动脉血栓症而去世,距他的案件开庭审理的日期只有几天。

他的律师,也是我的亲戚和好友,目前在东京当律师的橘先生,根据他的委托人的遗嘱,请我编订这部手稿。他的遗嘱中有条条款,授权我那很有名望的表兄全权处理付梓出版《世莉架》的一切有关事宜。橘先生选定的这个编辑刚刚由于他的一部朴实无华的著作(《妄想有意义吗?》)而获得芥川奖,其中论述了若干病理状态和臆想行为。

橘先生的决定可能受了这桩事的影响。 我的工作结果比我们俩预料的要简单一些。除了改正一些明显的语法错误和仔细删去几处不易删除的细节外,这部异乎寻常的回忆录完整无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那些细节,尽管“拓·拓” 作了努力,先前仍然像路标和墓碑继续出现在他的文稿中(它们提到的一些地方或人物,由于下等低级而需要掩饰,出于体恤怜悯也不该加以伤害)。这部回忆录作者离奇的外号是他自己杜撰的。当然,这副面具——似乎有双催眠的眼睛正在面具后面闪闪发光——依照佩戴面具的人的意愿,不得不继续由他戴着。

虽然“今间”只和女主人公婚后的姓氏押韵,但她的名字却跟本书的内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容我们作出改动,而且(读者自己也会发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改动。有关“拓·拓”罪行的材料,爱好盘根究底的人不妨去查阅二零二六年九、十两月的日报。如果我没有获准在灯下编辑这部回忆录,这桩罪行的起因和目的就会继续是一个全然费解的谜。

老派的读者总希望追踪“真实的”故事以外的“真”人的命运,为了照顾这类读者,现在把我后来从涩谷的“nono”女士那儿得到的几个细节叙述出来。“nono”女士希望不暴露她的真实身份,这样“这桩不光彩的卑鄙的事件漫长的阴影”便不会延伸到她所属的引以为豪的那个社区。她的女儿“世莉”如今是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亚衣”现在在京都上学。二零二六年圣诞节那天,“今间”太太在青森北部最遥远的居民点因为分娩而死去,生下一个女性死婴。“和井久子”写了一部传记《我的约修亚》,不久就要出版。仔细阅读过原稿的评论家们把它说成她最好的作品。与此事有关的各处公墓的管理人员都报告说并没有鬼魂出现。

如果把《世莉架》单纯看作一部小说,倘若书中场面和情感的表达方式被闪烁其词、陈词滥调的手法弄得苍白无力,那么这种场面和情感对读者就始终会显得令人恼火地含糊。
的确,在整部作品中找不到一个实在的词。当然,粗鲁庸俗的读者受到现代习俗的影响,总心安理得地接受一部平庸的小说中的大量粗俗下流的词语;他们对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匮乏会感到相当吃惊。然而,如果为了让这种自相矛盾的故作正经的人感到舒适,哪个编辑就试图冲淡或删去被某种混沌类型头脑的人称作“妄想”的场面(在这方面,参看二零三三年十二月六日尊敬的今村对另一部更为直率的书所作的重大裁决),那么就只好完全放弃出版《世莉架》了,因为这些场面虽然可能会被某些人不适当地指责为本身就会激起情欲,但它们却是一个悲剧故事的发展过程中最起作用的场面,而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

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商业化的文字也如此声言。有学问的人也许会反驳说“Taku·Taku”的充满激情的忏悔只是试管中的风暴;他们会指出至少有百分之十二的日本成年男子——根据妄想复兴保护协会的一项“保守的”估计——每年都会用各种方式领略到“Taku·Taku”用如此绝望的口气所描述的特殊经历;他们还断言如果我们这个疯狂的记日记的人在二零零九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曾去向一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求教,就不会有什么灾难;不过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本评论人希望得到谅解,能把他在自己的书和讲稿中所强调的观点再重复一遍,明确地说就是:“令人反感”往往不过是“异乎寻常”的同义词,而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当然总具有独创性,因而凭借其本身的性质,它的出现应该多少叫人感到意外和震惊。我无意颂扬“Taku·Taku”。无疑他令人悲哀,懦弱无能;他在社会压迫与牢狱生涯中逐渐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一个身上残暴与诙谐兼而有之的人物,或许他显露出莫大的痛苦,但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行动缓慢,反复无常。他对这个国家的人士和景物的许多随口说出的看法都很荒唐可笑。在他的自白书里,自始至终闪现出一种力求诚实的愿望,但这并不能免除他凶残奸诈的罪恶。他反常变态。他不是一位上流人士。可是他那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多么神奇地唤起人们对世莉架的柔情和怜悯,从而使我们既对这本书感到着迷,又对书的作者深恶痛绝。

作为一份病历,《世莉架》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在这项深刻的个人研究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世莉架》应该使我们大家——父母、社会服务人员、教育工作者——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真实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作出努力。

牧濑 章一

二零三六年八月五日

于东京,秋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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